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
与往年相比，这个冬天的中超转会市场变得异常冷清，除了之前申花官宣吴毅臻加盟之外，其他俱乐部都没有动作，显然有了前几年的教训后，今年俱乐部们按兵不动等待明年中超相关新政的正式出台，而按照中国足协的计划，本周四将在上海召开2018赛季职业联赛总结工作会，其间很有可能确定明年中超新政的具体细则。其中备受俱乐部和各界关注的中超“注资帽、薪酬帽、奖金帽、转会帽”一旦正式出炉，对中国足球未来的影响将非常之大。事实上对俱乐部来说，即便本周敲定明年的中超新政，距离1月的转会窗口的时间已经很紧迫了。不过此次足协在制定新政方面比往年更谨慎，也早早地向俱乐部发出征求意见，毕竟之前仓促出台的新政都出现了不少问题，足协也将从中吸取教训。
“四帽”之下，联赛格局大变
毫无疑问，足协的“四帽”新政主要是针对近年来俱乐部“烧钱”规模越来越大的现象，导致球员身价、薪水越来越高，甚至到了俱乐部都不堪重负的情况，而“烧钱”之下，国家队的表现并没有提升，因此足协用一波又一波的新政强制介入，而这次的注资帽、薪酬帽、奖金帽、转会帽的推出，将是最重要的一步。
在世界足球范围内，规范足球投资的行为一直在持续着，无论是欧足联的“财政公平政策”，还是近年来西亚联赛纷纷成立了俱乐部财务控制和管理机构，都是一定程度上抑制“烧钱”。足协的“四帽”新政也是如此，一定程度上帮助俱乐部减负，当然也会得到中超俱乐部的支持。
按照目前透露出来的“四帽”征求方案，中超球队的投资帽被定为6.5亿，支出帽大约为12亿，俱乐部薪酬支出占总支出限额为65%，国内球员的工资帽为税前1000万，税后550万，外援暂时不在此列，中甲俱乐部方面的投资帽被定为3亿。但这也并不是最终的方案，具体的数字和目前流出的信息相比仍会有1亿元左右的浮动，本周足协方面还会与俱乐部投资人及股东开会确定最后的具体数字。
尽管俱乐部方面对“四帽”的推出比较支持，但球员的既得利益肯定会相应受损，因此在“四帽”新政的消息披露后，尤其是国内球员重签合同的消息，在舆论中引起了不少争论，甚至有相关的法律人士表示如果俱乐部强制球员重签合同，那么球员有权依据《劳动法》进行起诉。而在球员方面，既有武磊曾表态愿意坦然接受降薪问题，也有绝大多数球员闭口不谈。而按照最新披露的讯息，球员已签的合同很可能会继续履行完，新签的合同则必须在工资帽之下。即便如此，新政的推出势必打破目前的球员薪水格局，而之前中超球员的薪水，无论是本土球员还是外援，都要远远超过一般足坛行情。
让球员薪水回归正常层面，让俱乐部投资趋于理性，这些出发点都没错。只是具体操作起来，足协也会遇到许多实际的障碍，有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督查，在俱乐部财政公开并不普及的情况下如何督查，球员的合同如何在新政下规范，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“四帽”的出台迎刃而解，具体操作远比设定新政更难。
足协应吸取“U23”的教训
比如2017年“U23”和外援新政的突然出台，这一次足协在出台新政时确实更谨慎，召集俱乐部征求意见，也确实听取了俱乐部的意见，例如国内球员必须重签合同的条款基本不会再出台。而回顾过去两年，足协的新政真的都起到了效果吗？
拿最受瞩目的“U23”新政来说，自从2017年突然推出后，遭到许多声音的反对。而两年之后，确实有不少U23球员获得比之前更多的出场机会，冒尖的年轻球员也不少，但总体而言，效果并不明显。以刚刚过去的2018赛季来说，在中超、日本J联赛、韩国K联赛中，中超U23球员总共出场时间是48341分钟，依然不如K联赛的58148分钟，而J联赛的U23球员总出场时间更是中超的两倍，达到了101283分钟。在2018亚运会上，U23国足淘汰赛首轮即遭淘汰，而日韩分列亚军和冠军。虽然J联赛和K联赛的比赛场次比中超更多，不过这个数据也显示了许多中超球队一定程度上在应付“U23”政策，许多比赛的“U23”换人都被拖到了85分钟以后，走走形式而已。
另一方面，“U23”新政也导致了国内U23球员的身价和薪水疯涨，一些经纪人通过“出国镀金”的方式，可以让那些U23球员的身价直逼当红国脚，但实际实力远远不如。而在上赛季末，所谓国家队集训模式出台后，大部分俱乐部都获得了U23球员出场减免的“优惠”，导致了“U23”政策名存实亡。此外包括引援调节费的政策也并不成功，所谓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俱乐部通过交换球员、租借等方式规避了不少调节费，而已收的调节费很可能也会返还俱乐部，可见调节费政策同样没有太大的效果。
以此看来，行政强势干预的效果未必会好，更重要的是在制定和执行新政方面必须考虑得更充分，选择更可执行的方案。这次的“四帽”新政出台后，更重要的是如何督促俱乐部的财务公开，对俱乐部收支方面进行严格的审计和监督，如果做不到这些，明年的新政依然难以对联赛有实质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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